西谚说：“狐狸知道许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就这点来说，发现 DNA 分子结构的詹姆斯.华生 （James Watson） 跟弗朗西斯.克里克 （Francis Crick） ，可谓天作之合——华生认定了找到生物遗传物质是最重要的事，但是没有博学多闻的克里克帮衬，华生也无法成就这项丰功伟业。本讲次为读者介绍这段二十世纪生物学最为脍炙人口的科学史故事，以及里头错综复杂的登场角色。
我们从华生在 1951 年秋天抵达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算起，到他跟克里克在 1953 年提出双螺旋结构为止，短短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头有好几位主角跟配角，他们从事研究的人生偶然地交会，意外地迸出发现 DNA 分子结构的火花。但是这段过程并非系统化的研究成果，而比较接近一连串的阴错阳差，比方说拍摄X光绕射照片，成为发现 DNA 分子结构关键证据“照片 51 号”的罗莎琳.富兰克林 （Rosalind Franklin） ，当初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是别人看到了这张照片，才发现它代表了什么样的重大意涵。
发现 DNA 分子结构的故事，涉及晶体学、生物化学、以及遗传学这三个领域。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这三个领域，这也就注定了发现 DNA 的工作，绝对不是我们今日归功于华生跟克里克，他们两人可以独力完成的成就。然而隔行如隔山，每个研究领域里头发现的资料，在别的领域看来，可能只是不相干的“噪音”，也可能是更为宝贵的资料；甚至在同一个领域里，资料跟噪音往往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别。因此在跨领域研究的过程中，人格特质往往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也不是一群齐心合力的好伙伴，而是如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 （Peter Medawar） 评论的，这些人物“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生物，在一场吵闹的奇怪茶会里吵个没完”。因为提出查戈夫法则，导致 DNA 双螺旋结构被发现的埃尔文.查戈夫 （Erwin Chargaff） ，对于华生跟克里克，甚至有过如此直白的评价：“他们极度的无知，真是令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像他们俩个这样，知道的有够少，野心却有够大。这个时代竟然有这种夜郎自大的家伙，无怪乎世风日下。”
我们今天透过科学史，来了解科学发展的故事，然而科学史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汤玛斯.孔恩 （Thomas Kuhn） 在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里，认为科学史是理解科学的门径，然而王道还老师却把这句话改了一下：“八卦是理解人性的门径”。发现 DNA 分子结构的故事，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最成功的科普故事之一，华生在 1968 年出版，带有自传性质的《双螺旋》 （The Double Helix） 一书，里头大量的第一手八卦资料，不可讳言地吸引到很多读者的兴趣。不过倘若你真的想要了解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何瑞斯.贾德森 （Horace Freeland Judson） 在 1979 年出版的《创世第八天》 （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也许才是你应该要认真拜读的砖头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