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疼痛
疼痛程度能被客观测量吗?
在二十世纪的前半，设计来检测人类痛觉的机制主要是呼应从纯粹身体观点量测痛觉组成的需求。痛的主观特质（或更直接地称为由受测者本人提供的证据）若是遭到忽视还算最好的情况，在最糟的情况下甚至会遭到贬抑。疼痛程度应该要可以客观量测出来，或说这就是大家进行相关研究的基本依据;一个人感受自己疼痛的方式与个性、道德观，或甚至性别及种族有关。
再加上医学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检测出伤病并寻求医治的这种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为次要的关注重点，只被视为反映出“眞正”问题的指标。疼痛的测量及客观性因此被刻意保持着疏离、冷淡的状态，与其说是缺乏同情的立论基础，还不如说是完全置身于同情的范畴之外。
医学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检测出伤病并寻求医治的这种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为次要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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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主要想建立的是痛觉敏感度指数。他们希望知道人体的疼痛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被侦测出来。一般而言，在受控的条件下，不同的疼痛程度显然可以反映出受试者的文明程度、犯罪倾向，又或者相对“野蛮”的状态。大家一直都知道，每个人的疼痛阈値——痛无法再被忍受下去的临界点——差异甚大，不过痛在每个人身上可以被感受出来的最低程度是否具有根本性差异仍是重要议题。
痛的现代史是建立在主张特定“种类”的人不是对痛的刺激更为敏感、就是更难以忍受疼痛的研究之上。这对寻求专业医疗协助的疼痛患者造成了实质上严重的后果。他们获得治疗的程度——包括施加的麻醉剂剂量和医护人员提供的同情心——可能都会跟种族、年纪和性别直接相关。
疼痛敏感度能成为犯罪证据?忽视痛觉主观性，能帮助医生更精准诊断吗?
相当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生产可以测量疼痛敏感度的设备——痛觉计（algometer）或测痛仪（dolorimeter）——是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范畴内的工作。龙勃罗梭（一八三五─一九○九）因为在著作《犯罪人》（一八七六）中提出了犯罪类型分类而闻名，他采用了德国生理学家杜布瓦-雷蒙（一八一八-一八九六）开发的设备，透过电流刺激测量个体的疼痛敏感度及疼痛阈値。根据他的结论，成为罪犯的人对痛觉的“感受度较不敏锐，有时甚至完全感受不到”。而疼痛测量仪的数据就可以提供证据。
龙勃罗梭认为成为罪犯的人对痛觉的“感受度较不敏锐，有时甚至完全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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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勃罗梭的研究是基于犯罪特质可以透过遗传而来的理论，而且强调相关迹象都可以在人体上发现。他决心要透过比较（无论死活的）罪犯以及非罪犯之间的特质来证明这项理论，而获得的结果非常惊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但却又毫无根据可言。不过他的例子可以反映出当时更为广泛的趋势。痛觉测量在机械领域的推进让心理学家不再推敲心灵方面的非物质性运作，而改为追求物质性且具体可测的皮肤敏感度，并藉此探讨大脑处理痛觉的各种相关能力（跟心灵完全不同的领域）。
另外在一九四○年的纽约医院进行了一个计划，他们将一盏灯的热度聚焦在患者皮肤的一块区域，然后记录患者会开始感到疼痛的温度，以及此疼痛到什么程度会变得无法忍受。这是想将痛觉变成客观可测量性质的一项新尝试，其中带有两层意涵。
首先，痛觉若是可以被精准地测量出来，或许就能更有效地治疗疼痛。其次，如果痛觉可以被测量，医疗体系就能更精准地评估患者对痛觉的反应（或可以无视哪些反应）。拥有机械测量的痛觉数据可以帮助临床医生超越（或甚至消灭）痛觉带有各种隐喻且不甚精确的主观性质。有些人就是会喜欢高报或低报自己受苦的程度，而这类倾向可以不再对医疗体系处理疼痛的药物造成影响。
痛觉若是可以被精准地测量出来，或许就能更有效地治疗疼痛。其次，如果痛觉可以被测量，医疗体系就能更精准地评估患者对痛觉的反应（或可以无视哪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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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在于这个痛觉量测系统不管用，至少任何一个实验室的结果都无法在其他实验室复制出来，因为受测对象可以在受过训练后忍受不同程度的疼痛。外界刺激在受控条件下首先被人感知到的数値至少算是有找到共同的范围，但疼痛阈値却因为各种理由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差异，更何况个体实在很少（甚至不知道是否可能有）处于不受任何外在条件影响的“中性”状态。
各种机械理论
人类的所有特质、体验都能被测量及量化?
如果说与疼痛相关的机械性研究大多得算是笛卡儿的功劳，那是因为他被认定说过一些话，而那些话又显然能让后人从中发现一种透过“疼痛路径”运作的特定机制。若是遵循这样的笛卡儿观点，人类这架机器被认定内建一个特定的痛觉系统，此系统将皮肤的神经末梢连结到嵴椎，再连结到大脑中的“痛觉中心”。十九世纪以降的生理学家在勤奋不懈的努力下开始寻找特定的痛觉接收神经，或说所谓的“伤害感受器”（nociceptor）。
人类这架机器被认定内建一个特定的痛觉系统，此系统将皮肤的神经末梢连结到嵴椎，再连结到大脑中的“痛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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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定所有形式的人类特质及体验都可以被测量及量化，于是透过大脑秤重的数据建立起以种族、性别为指标的智商系统、透过头骨的测量显示文明化的程度，甚至利用各种精良的技巧拍摄脸部后描绘出“犯罪可能性等级”。另外还有一些“疼痛纤维”（pain fibres）被描述成跟特定种类的疼痛有关、又或者跟不同规模的疼痛有关。根据这种方式，大脑只是用来接受特定疼痛输入讯号的接收器。于是自一九六○年代以来，疼痛量表等级可能跟伤势程度呈正相关的基本前提已被确信是明显错误的想法。
将疼痛以机械性解释有哪些局限?
没有被这种机械性简化手段抹消并在当代神经科学中获得进一步探究的部分，是科学家依据刺激的种类及程度，将受激发的不同神经末梢做出分类。我们现在知道，人的体验和神经刺激之间没有绝对的相关性。虽然我们还是会用“伤害感受器”这个词，但它们发出的讯号在成为痛觉前必须先通过大脑的解读。机械性简化看法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尽管这种说法用来描述一个人将脚放进火堆的情况看似合适，却无法解释那些无视特定神经损伤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现的疼痛。于是又有更进一步的机械性解释来试图解决这个谜团。
为了解释跟初始神经刺激不成比例的巨大疼痛反应，一八八○到一九五○年代出现了各种“（痛觉刺激及反应）模式”理论。有人假设一定是在嵴髓中发生了某种反应，而且这个由原本末梢神经接收刺激所启动的反应可以自我维持或甚至自我加强。随着神经系统机制愈来愈常使用电机工程学的语言来比喻（而且使用的程度惊人），人们开始可以想象神经元在嵴髓的“线路”中产生“反馈回路”，因而“引起共振”并激发邻近的其他神经元。正如原本那幅插图所暗示，这种神经启动的模式可以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就算接受过治疗或甚至原初起因已消失也没关系（例如幻肢痛）。
机械性简化看法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尽管这种说法用来描述一个人将脚放进火堆的情况看似合适，却无法解释那些无视特定神经损伤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现的疼痛。于是又有更进一步的机械性解释来试图解决这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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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这种带有反馈回路的电路板比喻想象起来容易，眞正要在实验中发现却有其难度。同样地，疼痛方面的病变一直以来都被想象成一个“正常”的疼痛“电路系统”出现问题的结果，若要类比，就像是有讯号在特定种类的疼痛纤维中受到增强。在当代神经科学及疼痛管理领域中，这些理论的许多元素后来都证明在建构更全面性的疼痛体验理论时很有帮助，但同时也必须超越“刺激带来体验”这种纯然的机械性关系。
机械性关系以外的其他观点?
直到一九六○年代，科学机构内外才开始出现批评的声音——最有名的批评者是孔恩（一九二二-一九九六）和之后的拉图（一九四七-）——这些人指出社会脉络在科学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埋藏在社会脉络中的各种想法及预设。到了更近期，达斯顿和盖里森在他们的著作《客观性》（二○○七）中重建了“客观性”的概念。现在，所谓的“事实”已会被许多人视为透过特定框架后建构而来的偏颇资讯。这种不确定性为相关研究开展了全新的宽敞大道，但眞正的改变却很慢才出现。
早在一八九四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一八五二-一九二七）曾有力地指出，快乐和痛苦都是心理状态的不同特质;两者是与情绪、感官、心灵和身体相连的“意识元素”，不过就在目睹摩根生产出行为主义式“定律”的这一年，这种全面性的思考观点却几乎没产生什么涟漪。当痛的研究在一九七○年代确实开启了痛觉的情绪及社会组成的相关探讨之际，在医疗实务上对于能够确切测量、判断并诊断的既存需求，却让痛觉和伤害之间的机械关系得以续命。
马歇尔曾有力地指出，快乐和痛苦都是心理状态的不同特质;两者是与情绪、感官、心灵和身体相连的“意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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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的意象
第一份让患者掌握自身疼痛体验内涵的医疗评估问卷?
临床医生数十年来都带着对痛的多面向理解在实务现场工作。梅尔扎克（一九二九-）和托格森（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在一九七一年开发出了麦吉尔疼痛问卷。那是为了让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体验内涵的第一个精密医疗评估工具。疼痛问卷将痛的形容词及比喻根据痛的强度进行分组，然后依照“感觉”、“情感”、“评价”和“其他相关”四种项目进行分类，再搭配图表指出身体上的疼痛位置，另外还会针对其他症状及一般生活方式进行整体评估。
此问卷的前提在许多案例中获得证实，也就是受疼痛所苦之人会用类似的词汇来描述特定的疼痛症候群。因此，疼痛问卷带来的质化观点对临床医疗人员很有帮助，能让他们在一开始更有机会根据患者对自身疼痛状况的评估做出正确诊断。
梅尔扎克和托格森在一九七一年开发出了麦吉尔疼痛问卷。那是为了让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体验内涵的第一个精密医疗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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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言语无法精准描述，我们如何形容疼痛感受?
乍看之下，这是将疼痛体验的情感特质重新导入医疗体系的成功应对方式，并因此让临床评估朝新的方向前进，但这种做法还是有其限制。疼痛问卷被翻译成许多其他语言时使用了同样的武器修辞，或说同样有关受伤、割伤、刺伤、射伤、揍伤或压伤的各种比喻。许多学者都指出，这些用来描述人类疼痛体验的比喻被使用的时间久得惊人，仿佛我们没有足以诉说疼痛的直接用词，所以非得求助于这些伤害意象。
不过，这种显而易见的限制掩盖了存在于人们陈述中的惊人丰富性及深度。随着时间过去，武器的种类当然改变了，描述武器对人类造成的伤害种类也出现了更多具有想象力的比喻性说法。此外，随着语言的改变，人们会发现无论是问卷中的表达方式、代表意义及所处脉络，都具有难以将其中分类普遍化的细微差异。翻译的政治（更别说是做法）总是会引发谁的用语足以建立起基本分类架构的疑虑：我们应该要采用患者、医生，还是译者的用语?
为了听见疼痛的主观陈述而定下语言框架的尝试，反而造成了将痛客观化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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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语言被认定为一个人描述主观体验的重要资讯载体，我们就很难将其限制在事先规范好的定义及分类中。疼痛问卷成功地将许多当时在英文中常用的疼痛描述整理在一起，不过也可能限缩了人们在未来描述疼痛的用词。当医疗人员把一连串描述性用词交给患者并要求他们找出“符合”自身痛感的词汇时，这种做法很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具有高度暗示性及影响力的策略，因为这份用词淸单暗示了这些词汇已捕捉到了疼痛的本质。
这种做法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用，但有些人即便感觉不太对劲，仍得努力将这些用词硬套到自身的感受上。另外还有些人在觉得这些用词完全无法用来描述自己的状况时，甚至会开始质疑自己的疼痛是否眞实存在。为了听见疼痛的主观陈述而定下语言框架的尝试，反而造成了将痛客观化的效应。
说到底，一九七○和八○年代在寻求痛的情感特质时，是放入由固定价値观所掌控的基模（schema）中，就像身体的疼痛値也是由机械主导的客观数値来决定。患者的声音并不是没被听见，但也受到既有的量测方式取代。
受教育程度会影响疼痛体验吗?疼痛分类因文化不同有所差异?
根据一份由哈里森所进行的研究指出，当麦吉尔疼痛问卷在科威特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时，编纂者非常淸楚意识到，即便是在当地社群内部也出现了沟通上的语言偏差。受过教育的科威特人因为懂英文而拥有较多字汇量，因此可用“对一般患者而言过于深奥”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痛觉。难道这代表他们的疼痛体验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吗?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因为这类描述被有意识地回避掉了。
有意思的是，阿拉伯文译者也回避了对慢性疼痛患者伸出援手，因为“他们的痛觉评分标准跟那些……经历急性疼痛的人相比有系统性的不同”。如果有人记得的话，麦吉尔疼痛问卷一开始的设计是要尝试深入理解疼痛症候群的疼痛体验——也就是完全以受到慢性疼痛所苦的人为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这个翻译策略反而阻碍了这项量测工具原本的概念性目标。
受过教育的科威特人因为懂英文而拥有较多字汇量，因此可用“对一般患者而言过于深奥”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痛觉。难道这代表他们的疼痛体验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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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医学对于调查对象必须在各项数値方面完全中立的需求，阻碍了我们去探索疼痛体验中的一项核心元素，因为那个核心元素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情感的主观値。疼痛情感的语言表述——人们针对自身感受说出的话——本身抗拒任何精确的制表及分类作为。科威特的那些译者对此拥有第一手体验，他们发现原本在英文中被归类为“感觉”的词汇，在翻译后更接近“情感”或“评价”的类别。
这些作者后来做出结论，“我们有很充足的理由认定，疼痛分类会因为不同文化而有所差异。”比如他们就找不出翻译“射伤”（shooting）这种痛觉的词汇。在此同时，意大利文把“射伤”这种痛觉翻译成“像是床垫弹簧反弹”的痛。
整体而言，根据二○○九年由雪梨的乔治国际健康研究所做的研究，麦吉尔疼痛问卷被翻译成了二十六种语言，研究发现这些翻译后的问卷效力普遍不佳，并建议必须谨愼使用这些“非英语版本”的问卷。这些不同版本的问卷中描述疼痛的词汇从四十二到一百七十六个不等，反映出了人类口中疼痛体验的丰富程度。这些疼痛反抗或拒绝被分类列表的特质只显示了人们不是（或说至少不完全是）机器。
